深圳是“带工”最密集的地区。刘冀认为，一方面深圳紧邻香港，陆上口岸众多，每天的出入境人员众多，海关监管难度大；另一方面，周边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充足，农闲时间较多，他们愿意往返奔波，挣一些“跑腿费”。

　　捎带iPhone入关的成本并不低，“带工头”的收费标准是每部iPhone收取50至200元不等。而水货商每卖一部港版iPhone，平均可获得500元的毛利，这意味着其中有一半被“带工”们赚走了。

　　另一方面，水货商与“带工”能否合作愉快，常常是一件“拼人品”的事情。“有时候带工卷货跑了，你只能认倒霉。报警？你没有合适的名义。”刘冀说。

　　不过，最大的风险依然是“走私”这根高压线。若“带工”遭到海关查处，轻则补税、扣留货物，重则移送司法机关，面临更严重的刑事处罚。

　　刘冀曾经尝试雇用“带工”，但利润背后的巨大风险让他心惊肉跳，很快放弃，从此只从国内的经销商拿货。“如果出事的话，往往从‘水客’开始查，抓一条线的人，按走私论处。从水客接货，到过关、交货、卖货，从事这个生意的人都会被抓。”

　　但他也透露，虽然iPhone走私的操盘者会被严厉惩处，但最底层的“带工”很少被抓，“一般都不会走司法途径，除非你身上带了五六十个iPhone，数额巨大，实在说不过去了，就会涉及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