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良久，观点趋于一致。首先，当时国内尚不具备实现网络实名制的技术基础；其次，即使推行，这种悖于“自由、平等、公开”之网络元精神的手段也未必行之有效。

　　这几年，相关方面始终在进行网络实名制的尝试（君不见，越来越多的网站在注册账户时必须输入个人身份证），直到最近北京出台规章全面推行微博客的实名制化。可见，实现网络的实名制已有技术基础，只不过，暂且先对一种网络平台进行试验。

　　政府推行网络实名制，虽然用于应对各平台的具体目的会有所不同，但仅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便可知其用意：控制传播者这个信息传播的源头，以提高信源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增强舆论的控制力。

　　自从互联网进入以博客，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本身所具有的弊端就突显在传播者素质的良莠不齐上。网络的匿名性，促使在其之上的信息发布相比于其他媒介更难及时跟进与控制。加之自媒体“人人都是传播者”的特性，使之一旦被缺乏道德自觉者利用，就会造成有损社会健康发展的传播效果。近几年各种所谓的毒草在博客泛滥便是例证。

　　所以，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乐见一种有效的手段对网络加以控制：至今不对网站放开的新闻采访权是控制网络门户的手段，而实名制则用来控制博客等自媒体。两只手“齐抓共管”，从理论上就能最大限度的预防“毒草”的滋生。

　　但是，也应该鲜明地看到“实名制”这只手的消极面。从2年前工信部推行“绿坝”软件的夭折，可以看到，民众已深知网络信息监管对声音自由表达的阻碍——今日可通过关键词过滤“毒草”的攻击，明日又可通过同样一套系统制止不利言论的发布，那么极力提倡的舆论监督谈何而来？

　　制度的缺陷一旦被人为意志利用，其弊端就会无限扩大。实名制同样如此。在一个高度监管且法制还不完善的体系下，网络的虚拟、匿名性带来的一切好处——自由公开，不受制约的发表最真实的意见还能不能毫无阻碍地显现，就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问号。这也正是李希光、展江等传播学者极力反对实名制推行的原因。

　　而事实上，网络实名制在控制信息方面也收效甚微。韩国在此已吃到了恶果。2011年7月，韩国SK通讯旗下的韩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Nate和社交网站“赛我网”遭到黑客攻击，约3500万名用户的信息外泄。其后，又连续发生数千万人次用户信息被盗的事件。在这些事件里，网络实名制反成了黑客盗取个人隐私的“帮手”。

　　更糟的是，虽然实名制实施后，诽谤跟帖数量从13.9%减少到12.2%，减少了1.7个百分点。但网络论坛的平均参与者从2585人减少到737人。1.7个百分点换来的是理应最活跃交流平台参与人数的锐减。无论谁都知道这是得不偿失的结果。

　　其实就像市场经济产生的问题更多地要靠市场自身来调节，产生于自媒体的垃圾信息也要靠传播者自身去清理。目前广泛施行于西方，在国内一些高校也已开始进行的媒介素养及传播伦理培训，便是从传播者自身出发，植根于信息传播的基本伦理，探求如何更好地利用媒介的过程。而关于媒介素养和传播伦理，又是一个需要长篇大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