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昀

2011年07月08日14:14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摘　要:在网络时代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版物语言的发展开始呈现与网络语言双向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既包括媒介载体文本语言的变化，也暗含了文化风格在不同媒介之间的渗透和互补。出版物语言与网络语言的融合为出版业带来了新的变化，也为社会大众描绘了新的文化前景。

　　关键词: 网络语言 出版物语言 融合

　　

　　出版物一直在适应社会潮流中不断调整。出版物语言的变化是在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和新现象，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在网络时代，随着网络语言对生活影响愈来愈大，网络语言的作用也必将反映在出版物上，它不仅仅是表面的语言形式上的改变，更带来网络语言内部所蕴涵的文化力施加在出版物身上的变迁。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之间的双向融合，可以成为我们看待大传播时代媒介之间互动与整合的窗口，也是思考困扰媒介语言与公众话语之间矛盾的启迪。

　　1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融合的表现

　　首先，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的融合体现在网络用语直接“入主中原”。一方面，网络小说、博客文章等作品样式直接进入传统出版领域，原本字斟句酌的书案写作不再成为编辑约稿的必经之途。“网络文化对文学而言,首先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机制,并催化了新型机制的生成”，[1]在大众文化成为主宰民众生活导向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力量之时，“零门槛”、交互式、操作快捷的网络文学响应了现实文化工业生产的需要，成为出版业新的灵感来源和内容提供者；另一方面，网络文化进入媒介话语必然导致大量零散的网络语言被引入出版物，成为作品内容司空见惯的一部分。这一点在青少年出版物中的体现尤为突出。比如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年轻人读物《抠门兔的精致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想看八卦的人一定要做好防雷、防辐射的准备，以免被她的行为雷了之后，被她传奇的抠门精神所同化。”[2]这里的“八卦”“雷”等词语以及夸张的语言风格明显就是网络语言精神的体现。与之类似的作品大都体现了一种极强的针对性市场，即年轻读者群体，侧面反映出年轻人媒介消费比重上升和低龄化作家群体兴起对网络用语的渗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对于出版物语言与网络语言的融合，我们更需要看到两者的内在表现：其一，出版物语言的风格变得更接近网络化，比如语言的通俗化和时尚化。目前出版市场随处可见插上零碎文字的图片、卡通、动漫等图书，就大量移植了网络语言中表情类、图片类词汇形式。通过这种对文本语言的疏离，出版物得以适应市场的“浅阅读”需求；其二，出版物语言的传统规范在网络语言攻势下开始改变，比如关于“的”与“地”的区分一直以来都曾是严格规定的，但在网络语言的运用中，由于输入法中“的”字比“地”字更容易键入，加之网络文字缺乏规范，因此多出现用“的”代替“地”字的情况，这种混淆近些年已经开始入侵到传统出版物，导致“的”“地”混用的局面；其三，无论网络语言如何来势汹汹，正式出版毕竟有别于门庭自由的网络媒体，出版物语言在接受的同时也对网络语言起着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网络作品转化成出版物的过程中，为符合出版政策及标准，其中的网络语言会有相应地调整；二是出版物语言本身就对网络语言有示范力。陈学清也认为，不同出版物类型决定了它与网络语言的关系，比如一些时尚娱乐性图书、期刊、报纸可以适当使用健康、积极、幽默、形象的网语，而出版教科类图书时就要谨慎对待。[3]

　　网络语言内部也处于不断更新和淘汰中。“并非所有的网络语言都具有稳定性，经得住时间考验。一些网络语言不过是流行语，过了流行期，就不再被人们使用。而还有一些网络语言，对母语不是丰富，而是一种恶搞和污染。”[4]有意思的是，虽然一部分网络语言对出版物现有的语言传统规范构成了挑战，但对于大部分网络语言而言，进入出版物语言——尤其是成为传统纸质出版物内容的一部分，又将是其获得更高层次认可，乃至相对稳定、持久延续的生命周期的终极途径。在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具体的融合过程中，以编辑为主体的把关人如何越过大众意见，对有生命力的网络语言进行预期筛选和判断，是解决两者内在矛盾的重要因素。

　　2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融合对出版业的影响

　　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的融合带来的不仅是纯粹语言意义上的影响，与此同时，语言上的变化将延伸至出版物从细节到整体的每个部分，给出版带来更广泛的变更。

　　对于网络语言，目前争议最大的无疑是其对语言生态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到，虽然网络语言与出版物民生语言有着某种一致的文化性格，但由于创造主体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自由网络中“不必问责”的暗示，网络语言容易以更为张扬的形式出现，导致“网络语言存在着大量的负偏离现象，它的扩张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语言污染的状况。”[5] 金君俐在《网络语言暴力的成因和对策初探》提出，由于网络文化天然具有大众文化娱乐、戏谑的特征，所以，网络语言也具有夸张、游戏化、情绪化的成分，如果这种成分没有得到良性表现，就容易导致语言暴力的产生。[6]研究者闪雄也在其研究作品中认为“网络语言破坏语言的纯洁”。[7]与这些否定的声音相呼应，对网络语言的折衷与肯定的态度也不在少数。网络语言是网络时代语言发展的标志之一，新的词汇不可避免地会应运而生并进入网络，从而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8]李建红与罗永辉就提出，网络语言是一种新兴的“社会方言”，应容许其在语言生态环境中存在、发展， 吸收其中的优秀成份，保持语言生态的多样性。[9]

　　其次，对出版而言，网络语言不止带来了大量新词，扩充了出版物语言的容量，也为出版物语言带来了一种新的语言制约框架。与表面看起来的自由和随意相反，网络语言的“新”与“变”仍受到内部规则制约。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曾阐述:“一个新概念的产生总是在旧语言材料的使用多少有点勉强的时候或是扩大的时候预示出来的，这个概念在具有明确的语言形象之间是不会获得个别的、独立的生命的。在绝大数情况下，这个概念的新符号是用已经存在的语言材料，按照老规矩所制定的极端严格方式造成的。”[10]“新词语的创造者心中存在着一个语言框架,它规范着创造者的行为。同样的道理，人们在产生认同，逐渐使用新词语时，仍然受到语言结构框架的制约”。[11]对于网络语言，上述所说的“严格方式”或者“语言框架”一般而言则指主流文化的制约。出版物语言在网络时代下的更新从来不是由网络语言的变化主导，而是被潮流推动向前的。在当代众人狂欢式的集体文化生产背景中，网络语言很容易产生一种有悖初衷的妥协，它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会分流成时尚与潮流的跟随者。最初虽然也许是个人创造了某种网络语言，但大众的哄抬才终究使得它发扬光大。在更多凭借直觉和感官来选择的网络世界中，人们开始更多依赖习惯的力量，由习惯形成的主流注入文化心理，在充满各种声音的网络时代淡化着出版的导向作用，并反过来在不自觉中迫使出版物的妥协。

　　第三，以网络语言为主要语言形式之一的网络文学带来了出版物内容的变化。“网络论坛、聊天室等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新的文化，也出现了新的文字创作方式。在网络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接龙小说、互换小说以及活跃在网络各个论坛的同题诗会。这些新的文学创作模式，是我们在传统文学视野中无法看到的。”[12]网络制造的新的文学创作不仅为出版物提供了更多选题来源，极大扩充了作者队伍，也影响了出版业面向大众的抉择与心态。

　　最后，在网络语言影响下读者阅读习惯与思维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出版的相应调整。满布超链接的网络带来了气势汹汹的海量信息，“信息的大爆炸导致了注意力的缺失,而注意力正是注意力经济的基础。”[13]人们的注意力成为媒体抢夺的焦点，网络语言则无疑是注意力经济大展舞台的前沿阵地，Flash界面、“标题党”等表现就是例子。这种快节奏阅读方式也深刻体现在出版物语言中，出版物开始更多重视标题和装帧作用。例如，亚马逊网上书店就有一本图书名为《Porn for New Moms》，字面意为“新妈妈的情色书”，内容却是有关未婚夫妻合作照顾宝宝的介绍，与书名表意大相径庭，体现了“标题党”风格向出版物的渗透。

　　3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融合所描绘的文化前景

　　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各语言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那些传播质量较低的语言必将遭到淘汰，因此，正是为了适应文化传播的新要求，各种语言纷纷进行必要的改进。[14]出版物语言在接纳网络语言的过程中推进着网络语言完成自我更新与淘汰，网络语言也补充着出版物民生语言在网络时代未能适应的空间。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产生于这时代的话语,而是产生了这一话语的时代。”这句话用来总结网络语言与出版物语言融合的核心再适合不过，可以说，无论两者的外貌和内容如何改变，象征的都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共鸣共生的时代愈发开放的媒介话语空间。

　　盘桓在网络语言风潮里的出版物语言扩展了出版文化的内涵。第一，在网络时代，大众所拥有的语言容量空间大大上升。学者韩蕾就例举曾经网络风靡的流行语：“哥上的不是网，是寂寞。”她认为原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愿意先否定、再肯定，大费周章地运用那么复杂的句式。不过网络环境却为这种特殊否定的繁荣提供了舞台。也就是说，网络为句式流行提供了最大可能。[15]第二，“网络为读者队伍的扩大，扩充出版内容资源起到了得天独厚的作用。”[16]在人人共享的网络世界，信息资源很容易进入出版内容提供商的视野，从而转换为现实读本。一部分网民会随网络文学的步伐入驻传统出版物，并成为某种类型读物的稳定消费者。读者圈的扩大将少数人对出版市场的控制力转移到了分散但总数庞大的不同群体中，最终强化了大众对出版文化的干涉。第三，网络语言和网络技术要素进入出版业进一步方便了出版面向读者的个性化服务。肖东发则进一步从宏观上阐述，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理念的进入，“大出版”环境下的“大出版”系统将逐渐走向多方位的融合状态，催生“大出版”时代。[17]

　　作为一种引领社会的声音，网络时代下出版物语言的变化为人们通向世界的发声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草根文化”的诞生标志着“主体之死”，多重、分散、微弱的网民代替了单独的意见领袖，他们通过网络凝聚起来，并用更加人文的方式打造了新一代“标准”与偶像。在以往，“榜样是官方生产的,他们既可以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也可以是被塑造的文学艺术形象。他们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往往表征了某个时代官方所鼓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追求。”[18]网络所塑造的榜样则完全不同，甚至有时候它的意义不再是纯粹正面或者负面的，而一般包含了多重文化心态。诸如“凤姐”“犀利哥”“小月月”等网络词汇已经不是仅仅指代一个人名，随着人们引用它们作为对某种现象或者类似人格的形容和戏谑，他们已经成为公共领域一种心照不宣的指代符号。另外，诸如“俯卧撑”、“躲猫猫”、“很黄很暴力”、“猪坚强”、“范跑跑”、“钓鱼”等等，类似的网络“雷词”已经脱离了小众而进入大众出版领域，表现公民对于社会的关注和责任。网络雷词不仅是在描述一种现象，更是在表达一种观点，实质是“草根民意”借网络出击。“这些由草根平民撰写传播的网络雷词对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9]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不仅是为出版本身的繁荣指引了前路，更为隐藏在出版背后的公民意见表达以及文化自由与兴盛的氛围传递了前景蓬勃的信号。（作者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