忝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我已经很少读当代的“纯文学”作品。原因？可能是因为相较于作品的“文学性”，我更看重作品与当下精神生活的“相关性”。根据我的粗浅判断，大量成书成册的纯文学作品，都跟喧赫成年的上海世博一样，与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关联，还多于它们与精神生活的联接。

　　比如有一部小说叫《李可乐抗拆记》，作者李承鹏。出版商渲染这本小说是“中国第一部以拆迁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评论说李承鹏“给了中国所有作家一个耳光”。其实都言过其实。相比于李承鹏这部荒诞与写实交替的不成熟的小说，我更关心：为何公众热切地盼望文学关注现实？

　　《李可乐抗拆记》有着此类作品共同的优点：尖锐，极致，又因李承鹏的特有笔法而陷入语言的狂欢。说它不成熟也是因为它顾不上从语言与叙事的一路狂奔中解脱出来，男女主角李可乐与菜刀妹的形象都很单面，遑论其他。然而小说的布局与细节，很容易引起已经在强拆新闻中浸泡得太久的读者的共鸣。也许不太有人在阅读这本小说时还汲汲于它的文学价值，读者只希望得到一种释放，对强权的痛恨，对百姓的怜悯，都需要在一场阅读后得到释放。可以说《李可乐抗拆记》完成了这一任务。

　　题材并不重要，“写什么”远不如“怎么写”更能决定作品的文学价值。这是文学常识。然而，有一种心理需求也不可忽视：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身处其中的人们，并不满足于新闻碎片反复冲击眼球，从作者到读者，其实都有一种共同的冲动，将这些事、这些人典型化，用文学想象与文学叙事直接面对时代与社会，而不是沉溺于玄幻与琐细。

　　在某次微博吵架中，写出《蜗居》、《心术》的六六遭到一众作家的鄙视，而《山楂树之恋》、《杜拉拉升职记》也夹杂在特定人群的迷醉与文学界的无视中扶摇至今。一概斥之为商业炒作是评论无能的表现，它们总是寄托于这个时代的某种欲求，才能花繁叶茂。（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