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罗箭华

摘要：邓小平渐进决策思想主要表现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决策、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体制改革的决策制定等方面。其渐进决策思想产生的依据是多方面的。搞好渐进决策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保持决策的连续性等。

关键词：邓小平 循序渐进 决策 战略与策略

　　渐进决策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和把握这一思想理论内涵，对于搞好中国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决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渐进决策思想的具体表现

　　1.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如何发展时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善于分阶段前进，逐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63 “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1] 228邓小平认为，在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上，我们过去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为使社会生产力逐步发展，邓小平为中国人民制定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分三步走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已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确立的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战略目标，即10年脱贫、10年小康、30到50年致富，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跨世纪的发展战略决策，把宏伟的理想具体化为一个个相互联系而又逐步发展的明确目标，既积极进取而又量力而行。

　　2.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邓小平认为，开放不简单，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1]199 中国的对外开放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逐步推进的。当邓小平倡导试办经济特区初战告捷之后，1984年4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中央决定开放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又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1988年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288个。同时确立海南办省并成立特区。1990年中央又作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重大决定。1992年以后，对外开放全面铺开，出台了沿边开放、沿江开放和内陆开放的一系列新举措。至此，中国对外开放由南向北、由东向西全面铺开，形成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3.体制改革的决策制定。邓小平同志指出：“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 130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我们的方针是，“走一步，看一步。”[1]113 政治体制改革远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敏感，更应渐进推行。他指出“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1]176-177 邓小平强调，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252 那种幻想在一个早上就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政治目标是不切实际的，是有害的。在我国“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2]168

　　二、渐进决策思想的依据

　　1.事物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性。邓小平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出发，认为循序渐进既是事物量变的方式，同时也是事物质变的方式，事物可以在循序渐进的长过程中不断经过中断，而达到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的转变。邓小平在1985年9月23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是中变化，到21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大变化。他认为要达到这一步，实现大变化，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翻两翻是关键，“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1]321 这种积小变为大变的思想体现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2.认识发展的渐进性。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决策者对决策对象的正确认识不可能由一次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就能完成，而必须经过反复多次才能完成。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而言，就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邓小平虽然早在改革初期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初步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取向性质。但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具体目标是什么，一开始并不明确，它是在改革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经验，而逐步调整形成的。就改革的措施方案而言，当时也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1] 142这就决定了改革只能边做边看，摸索着前进，通过局部改革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不断明确目标，不断完善改革的措施方案。在此，邓小平以求实的态度把决策的运行看成是一个不断深入了解情况作出判断并不断进行调整的连续过程。这体现了人类认识的规律性。

　　3.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过去的实践教训。他说：“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1958年的波折，……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2]2491982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友人时说，“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2] 406-4071985年8月他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的谈话中又联想到1958年“大跃进”决策的教训，是离开了具体条件，违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他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我们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1]139-140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要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对国情的承受力要进行清醒的估计，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制定政策、措施、步骤时既要积极又要警惕和防止搞急于求成的决策。

　　4．改革的试验性、革命性、风险性。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也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 258-259在谈到改革时，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等等。他认为，既然是一场革命，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1]113邓小平说：“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1] 113 因此，改革虽刻不容缓，需要加大改革力度，但决不能犯急性病，只能逐步进行。历史经验也证明，“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3]2965．改革开放所需社会环境的稳定性要求。邓小平认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1] 284在一个动乱的社会里搞改革开放，其结果只能是越搞越乱，最后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既能加速社会现代化进程，给社会带来蓬勃生机，又会带来社会震荡，引起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混乱和冲突，产生某些不稳定因素。对于这些不稳定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从而使改革开放难以顺利向前推进，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而采用稳中求变的渐进决策思想方法可以消除或转化不稳定因素，避免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使改革开放稳步有序地进行下去。中国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

　　三、渐进决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1.深刻把握基本国情。“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 252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四大报告在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急于求成。这就是说，在中国办一切事情，包括发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制订长远发展目标，战略重点以及各项具体方针政策，都必须尊重和熟悉初级阶段的实际，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践证明，能否做到从中国国情出发是决策成功与否的关键。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1] 20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之所以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制定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1] 202因此，搞好渐进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

　　2.不断总结经验。邓小平同志认为，“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1]267“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1]263 为此，他非常重视总结经验。他在视察南方时发表的重要谈话中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372 从系统论观点分析，决策所面临的对象或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组成系统的要素有很多，结构复杂，并且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这就是说，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有那样大的能力，能够把它所涉及的各种要素进行准确认识和把握，对它的每一细节都能够预测清楚，因此，决策方案不可能做到与纷繁复杂的客观实际情况完全一致。“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1]263 从认识论角度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是在螺旋式上升中前进的。改革开放是一件全新的事业，在制定决策时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什么事情“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1] 372为避免小错误、中错误发展成大错误，关键一条就是及时总结经验，不断修正错误。唯有如此，我们的各项事业才能稳定健康前进。邓小平把总结经验的方法形象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即边实践、边总结、边前进。

　　3.保持决策的连续性，处理好决策的转变。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巡谈话中指出：“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1]371 但这并不是说方针政策措施不能修补和完善。他认为，总体上要坚定不移，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众所周知，农村改革的第一步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决策实施后，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但也暴露出其局限性，党和政府根据这一情况适时作出决定，把集体经济优越性和家庭经营积极性相结合，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而把我国农村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邓小平说，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实行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 355由此可知，要保持决策的连续性，有条不紊地实现决策转变，就必须随环境的需要把业已成功的决策的基本成果和基本经验贯穿于新的决策之中。从邓小平的决策实践看，具体有这样一些形式。一是决策的范围由某一局部渐次拓展。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当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之后，“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239 二是决策的层次由浅入深。如为搞好搞活国有企业，改革首先从扩权让利开始，然后向以承包为主要经营形式的两权分离推进，接着向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再进一步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三是决策的步幅随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当条件有利时，就抓住时机，加大改革的步伐和力度；当条件不具备不成熟时就放慢改革的步伐。

　　4.大胆试验。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倡导的原则，强调要大胆地试，坚决地试，并要求“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这是因为，改革决策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只有进行尽可能多的试验，才能发现和产生创新性的决策。这一原则要求决策者在局部的试验中，增强创新意识和动力，积累更多的关于处理复杂决策问题的知识、信息、经验等，增强对不确定性决策未来结果的预期和把握，借助于试验减少执行决策过程中的反对意见，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作者系来宾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家库特约理论研究员）